二零零六 十二月十一日

台湾“外交”曾有过自己的一段“辉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在亚非拉穷兄弟帮助和大国的默许之下，坐上了那个晚了二十二年的位置之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的继续刺激之下，台湾的“外交防线”有如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直到现在的2006年岁末，除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有过一阵小幅反弹外，就别无“亮点”了。

吕绣莲的“矜持”可以从她守身如玉到晚年而看出，正是这么一位不怕空守闺房的大姑娘，也耐不住出来说几句话了。所谓“打破北京外交封锁”的一种尝试，让人觉得好笑。正是在类似这种“豪言壮志”之下，台湾的“邦交国”才由陈水扁2000年上任以来的三十个跌为如今的24个。“拼外交”的提出，给人感觉是像和龙王比宝，其结果不言而语。

台湾当局如今的窘境与中国在上世纪建国之后一段时间有一些相似之处，起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不过是苏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数量甚至连台湾当局现在保有的数量都不及。说金援外交也好，说道义外交也罢。在我们建国后那么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期间，我们仍坚持着在外交上的“慷慨”，那是因为两点，一只有牺牲局部才可能换来整体，牺牲部分内政建设换来打破军事上的月牙型封锁和外交上的“一条线”、“一大片”，其结果还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二中国有这个暂时牺牲局部的资源力。过去的这些做法，开始可能看不出其效果，由于时间的推移，我们从诸多外交成就上看到了这种效应，入驻联合国就是外交的重大成功。因此，中国在亚非拉一呼同志愈百万的声望不是一夜金援可以达到的。

台湾当局梦做的似乎有些轻巧，一时的金援可能会达到建交或复交的结果。只是有那么两点要指出，一一时不等于一世，过去亚非拉国家愿意与我们建交存在道义的因素，现在他们愿意与我们保持这种关系不仅在于我们对道义的刻守，更在于综合国力的提升，基于这两个因素彼此间的关系才会如此牢靠。台湾当局这两个因素一个都不占；二国际政治气候是会随着时间与空间变化而变化的，台湾当局可以保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起初是因为东西阵营对峙的背景导致国际关系的精纬分明，其后是因为中国不在乎与一些国家一时建交去耗费国力，梵蒂冈近年来一直就有与中国建交的希望，我们没有理睬他罢了。

国际关系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有相仿之处。人与人之间如果只有物质上的交易才可以换得一些问题的解决，那这种交易即使成功也将随着物质力的掌握数量而变化。人与人之间如果只有情感上的联系，那么这种关系必定会随着被委托一方的人事去向问题、身体健康问题所影响。一个是物质上的交易，或许只要愿意出价一方永远保持这个另人满意的价格，那问题将永远可以获得解决；一个是情感（道义）上的联系，或许委托方与被委托方永远保持这种关系，问题在有限时间内就将一直获得解决。换到国际关系层次，过去我们能与那么多亚非拉国家建交，物质是前提，尤其是60年代广大非洲国家的独立，独立伊时经济建设需要的是物质的投入，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契机。时间的推移显示了中国的外交信用，物质关系逐渐转变为一个道德关系，彼此存在着一个道德约束力，这种道德约束力不同于所谓的经济殖民，一个是自愿的、另一个是被迫的。中国与他们的道德约束力又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约束力，其中还有现实利益的成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综合国力中的一支独绣，在国际政治分额中同样存在我们的话语权，我们的话语权的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它不仅是为本国谋利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对过去朝鲜、对越南流血的帮助，对南斯拉夫、对伊拉克道义上的帮助，对伊朗和现在的朝鲜物质与道义的帮助等等。

抚今追昔，中国在外交道路上的巨大的付出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成果，这也符合外交利益长远性的特点。台湾不同，他现在失去的不仅是法理上一个中国的位置，其中还有法理上“独立”的依据。法理上的失分，使得即使有美国或明或暗支持的陈水扁当局不堪重负，美国的支持很难转变为外交上的全面支持。美国知道与台湾建交的利益绝对少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利益，从陈水扁每每“过境美国”，美国政府谨慎的态度就看的出。也就是为什么平时美国的对台湾的支持，一般只存在军事上的一些允诺。在这情况下，台湾如果希望与美国的建交打开与一系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建交、再利用与这些西方国家建交影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美梦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未必愿意继续追随美国的决定）。这也就是笔者在从头开始没有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论的原因。台湾的渺茫希望只存在“争取”一些第三世界最贫穷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国家较富裕与中国联系教多的亚洲找不到任何支持。有限的选择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打破北京外交封锁”是一个永远完不成的任务。

封锁时刻存在着，不因为偶尔的“偷渡”成功而被“打破”。当外交只能以“偷渡”形式存在时，那不是垂死挣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