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 二月九日

近年来随着我国家总体国力的迅速回升，发生了诸多在过去难以遇见的众多强硬手段。这些事件让大部分国民为之一震，起到了鼓舞我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的作用。只是笔者注意到一部分同胞，已被眼前一片“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在我总体国力的恢复前提下，我们应放弃以前一直遵守的“韬光养晦”方针，做一个在国际事务中真正的强者。

笔者很理解这种心情，也曾经十分感性的希望看到这一切的出现。但是，在感性没有冲昏头脑之前，更多的理性告诉笔者，“韬光养晦”方针并没有过时，而且在未来的岁月中仍旧主导我国家建设。

不要过于狭隘的看待“韬光养晦”方针。

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在这十六字中，前十二字我们可以将它引申为“韬光养晦”，后四字则是与“韬光养晦”平起的“有所作为”。

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又提出了“有所作为”。很明显，没有一个远见的人不可能为事物发展的一个面而牺牲另一个面，只有这“正反”两面同时发展才算的上事物真正的和谐发展。抛弃“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是“投降主义”，抛弃“韬光养晦”的“有所作为”是“冒进主义”。惟有两者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进行有机的协调，才可以提供我长久的国家利益。这是辨证统一的一对关系。

历史上的强国，有兴更有衰。回顾中西历史数千年，中国的汉武帝时期，经济上得益于文景两帝的休养生息，自白登之围后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军事上通过数次倾全国之力的对匈之战，彻底平定了匈奴之患。日中则移、月盈则亏。汉武帝的晚年大汉王朝逐渐从强盛开始走向了衰落。无独有偶，唐玄宗和清高祖时期国家同样是大起大落。西方历史中的德国三十年战争、西荷八十年战争同样是哈布斯堡王朝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今天，我们要做的，不完全是前人所做的，因为我们要超越前人。而将一个国家推向暂时的无穷强大，那只是重复历史，于国于民都为之不利。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世界级强国，方才是在超越前人。因此，不注重对时间的展望，一味进行空间的扩张和在时间基础上，发展空间利益，笔者愿选择后者。“韬光养晦”方针就着眼于如此一种历史现象与特定国际背景中最有远见的选择。

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运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大背景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我国在国际上显得十分低调。整个九十年代除了第四次台海危机和收复美济礁外再无任何明显的“有所作为”。这一切现象没有逃过普通老百姓的眼睛，就笔者身边不了解政治的同学而论，经常说“中国政府给他们的感觉太软弱了”。

跨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执政的这些年来，我国家内政和外交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对日本实施的强硬外交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使用否决权、积极参与朝核和伊核问题六方会谈、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近日胡锦涛主席在利比里亚对中国维和部队的阅兵仪式，国际政策层面的中国因素显得越来越活跃了。这就是“有所作为”的一种表现，“有所作为”不是简单的强硬，更有其韧性，好似温家宝总理在德国总理默克尔面前展示的“太极球”一样。无论刚还是柔，可以达到目的，“有所作为”就是正确的。

“韬光养晦”并不会将中国的政策和战略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畴之内，因为“有所作为”具有这种突破的能力，它可以做到“韬光养晦”不能达到的效果。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所作为”的强硬行动，我们愿意随时运用。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运用只会以“点”的形式，绝不是“线”或“面”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之中。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柔和的有所作为，做到中国古典战略中后发制人和以迂为直的效果。在五千年历史积淀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岂是西方文明所能企及？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一明一暗，“有所作为”内部构造的一强硬与一柔和。我们将始终看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国，以其军事和外交手段纵横于国际政治的俾阖之中。

一如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所说：“‘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