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 四月六日
前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中的重要性。

是时世造英雄绝非英雄造时世。

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个别主观因素还是取决于客观社会意识？显然客观社会意识决定了个别主观因素，个别主观因素又反作用于客观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个别主观因素会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他的前提是拥有特定环境下。就像历史上古希腊人拖勒密提出了地心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后人又反驳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不同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有人在拖勒密的时代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话，那也不会有人相信。道不是拖勒密会勾结宗教团体压制言论，那个时代的人类本生了解世界的范畴就比之后显得相对有限，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不会相信这种科学言论。就像布鲁诺被绑在火柱上烧死，那时候的老百姓会因为布鲁诺的言论而放弃影响了十四个世纪的日心说吗？显然不会，至多只是同情，不是相信，那时候最广大的人类只能认知到这个程度而已。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的遭遇。我们都知道鲁迅选择“弃医从文”就是基于此文的一些事情。当鲁迅一个人坐在一群日本人中间，看着影片中一个日本人在侮辱所谓俄国的中国特务时，一群同宗同祖的中国人在一边傻笑。莫大的讽刺与耻辱，怎能不刺激鲁迅原本的观念？鲁迅作为一名有知识的中国人是觉醒了，可是那群中国人会因此觉悟吗？那个时代会因此改变吗？很明显，在那个时代只有一部分掌握先进知识和拥有民族荣辱观的人才具备觉悟的第一性。而让广大劳苦大众改变自己的原本的观念，是需要时间和环境的洗礼。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人，他的遭遇可谓是深刻地说明这一切。一生致力于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一生又不断地被南北军阀玩弄于鼓掌之中。他的时代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是觉醒了，可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觉醒，封建残余依旧顽固的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充分说明了事实。据说当张勋带着他的辫子军重新杀回北京城时，老百姓不是唾弃这种行为，而是纷纷购买假辫子去了，还弄的一时洛阳纸贵。如果说当时大部分老百姓（或更少）都是觉醒的，又有谁敢这么做？再英雄的人物没有左膀右臂，那也是狗熊。蓝博、007、超人、蜘蛛侠等等这样的人物只存在唯心史观之中，不存在于唯物史观之中。因此，任何人想罔狂澜于即倒、辅汉室于正危，需要的不仅是个人的主观能力，更需要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向世人展示了第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是一缕清风、也是一股香气，它席卷了整片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俄国领导人也为此感到十分兴奋，无论是列宁、拖洛茨基和加里宁都是这样，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告诉世人“一场世界革命即将爆发”，对此最乐观的人认为数个月内红旗将插遍世界，最悲观的人也认为须要一年多时间就可以完成这场划历史意义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他们错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俄国同志也犯过同样的错。当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拉开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序幕时，有很多一部分党内同志认为，只要沿袭苏联城市中心战的传统，中国的1917即将到来。历史再一次告诉了我们，错了。从1927到1949二十二年时间我们方才夺取全国的政权。俄国同志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告诉大家，不要错判历史客观环境。错判历史特定环境的结果将是血与肉的代价。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中国的革命一直犯着这么一个违反唯物史观的错误。毛泽东主席的出现，主观的将我们的错误加以了斧正，中国需要进行的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城市中心战。时世酝酿了一位英雄的出现，那位英雄将我们慢慢带出了困境。

当今国际环境与唯物史观。

小平同志曾说：“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话一出之后的十年，整个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巨变。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的暂时结束说明了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这个新纪元中，各大主要国家不再如过去那样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与核战争忧虑和忙碌。代替这个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国际环境。中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前的革命浪潮一去不知何时才会回来。

中国的选择是顺应了新的国际环境发展的选择，也是建立在苏东集团负面影响之上的无奈选择。总的来说，又是一种符合唯物史观发展的选择。我们的选择不是以和平代替斗争，是以和平争取斗争的实力。

历史上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在面对国力已几乎势不可穿鲁缟的德国时候，选择过妥协，《布列斯克—里夫托克条约》就是历史的见证；新生的俄国甚至在1921至1922年战败给历史上沙俄瓜分过三次的波兰，为此又签署了“里加条约”等等。这些条约的签署，为他之后战胜国内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的白卫军和十四国的武装干涉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为什么可以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顺利中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很大程度这都与我们时间换空间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环境是和平与发展，国内口号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一切“和平”的字眼都被放置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这是我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不得不的选择。如果不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主题，中国只可能湮灭在革命的美好幻想之中。与之相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诸如建设福利制等手段已将国内的矛盾控制在一定比例之中，光靠几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上的群情激昂，革命根本无法成功。如果我们不暂时抛弃这种美好的幻想，选择进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多极化世界政治环境之中，我们只能做历史的弃婴，想做时代的弄潮儿只有深入虎穴。就是在这种环境的作用下，中国、越南、古巴等共产主义国家都进行了一些国内政治经济改革。

我们做的正是历史上一些国家所做的，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做过、一战后的德国的首任总理史特瑞斯曼做过，当然冷战后的叶里钦也做过，前两个国家为暂时妥协获得了发展与崛起的前提。如果列宁不与霍亨索仑—勃兰登堡王朝时代的德国签署《布列斯克—里托夫斯克条约》，或许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就会短时间内毁灭在德国数十个师的炮火之下，苏联将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如果史特瑞斯曼不实施其独特的“妥协政策”，或许德国连被支解的命运都无法避免，如果斯大林不分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将受到他不愿意看到的两线夹击。历史上的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做出了自己曾经不愿意做的事情，其结果却是受益匪浅。

每个特定的时代总有着其不同的局限。第二国际的建立的目的是进行国际共运斗争，结果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无产阶级宣泄民族情绪的场地。既然在那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我们都无法用一只意识形态的手完成理论上的目地。那在这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缓和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以无产阶级革命形式取推翻他们？

一切应该更多的归位到现实政治之上。我们所生处的这个时代，不再如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说的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的时代。相对的和平与发展应该被看成是人类普遍原则与共识。

我们应该时刻把握时代的主旋律，不做历史的逆行者。

突出现实政治利益与共产主义理想应该兼而有之。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在各项战线上连连得分，得意忘形的里根扬言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根讲话或许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党中央，此后在一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只所以谓“基本”，说明这四项原则是我们特殊政体客观存在的基本参照，里面任何一项质的变化，都是对我们制度的挑战。

时至今日，我们国内有部分学者不知道出于何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弱化意识形态的教育，从《狼牙山五壮士》课文被删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我们的意识形态正如里根所说的正逐渐地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这简直不可思议。日本人在改历史教科书、“台独份子“在去中国化，我们竟也在去意识形态化。或许有一天日本的新一代忘记了历史上的血债、或许有一天“去中国化”下的台湾年轻人忘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那未来这些生活在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新生儿必将忘记前辈人血与肉铸造成的长城！

突出现实政治，那是因为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突出现实政治不代表完全降低共产主义理想成分，只是在特定时间中其主次关系发生了变化。

尊重历史发展不是做历史的守成者。

或许有人要向问了，既然要按照历史客观规律办事，那么陈胜吴广就不要揭竿而起了，明知道秦朝残余势力还十分顽强，起义只是自取灭亡。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应该看做历史客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如同一个人被逼的只能选择被杀与同敌人归于尽时，这个人难道会甘愿被杀？何况在当时那个时代，陈吴二人懂什么历史局限性，懂什么唯物史观。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拼死一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不是物质。

政治斗争本生就具有不确定性。就像赌博总有输多少与赢多少，而如果你不去赌博，那是永远不会赢到钱的。时代的局限和特征只是说明在这个时代中，做什么事情难度系数相对高，做什么事情难度系数又显得相对低。这不意味着一些似乎很有难度的事情就无法完成。笔者之前将主观的将日心说放置到拖勒密生活的时代，那是基于笔者了解这段历史。只是一个将某段历史具体发展移植到另一段，这不意味着在拖勒密的时代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主要而言，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与布鲁诺时代就有天壤之别。所以，布鲁诺时代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其它具体事例也是这样。当然，笔者也不得不举出特殊的例子（给喜欢钻牛角尖的朋友）承认在拖勒密时代会发生日心说这种观点。比如在那个时代有个头脑发烧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学说就叫“日心说”。两者不同的是，一个是客观的科学技术发展、一个是主观的宗教学说。客观事物科学性的发展是需要具体时间的，而一些主观的东西，需要的或许只是想象力。

中国也是如此。我们尊重历史的客观发展，所以我们遵循了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主题。我们也不做历史的守成者，所以我们反对一切单边主义、加强多边外交、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等。

总结：

总的来说，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发展已经受到了局限，如果一意孤行的挑起意识形态大旗，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都将是在丧失机遇；现实政治层面上是我们可以大力发挥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基本不会像意识形态那样受到历史局限。

理想的最终实现如同是在滴水，不积小流，无疑成江海。